王怀忠从拒绝监督开始滑向罪恶深渊

王怀忠从拒绝监督开始滑向罪恶深渊

　　按语：从1994年9月至2001年3月，王怀忠在任阜阳市主要领导和安徽省副省长期间，索取、收受贿赂共计人民币517万余元，并有价值480余万元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2003年12月29日，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判处王怀忠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2004年2月12日，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王怀忠被执行死刑。王怀忠案件从反面警示我们，领导干部增强自觉接受监督意识，是加强党内监督、防止腐败的重要前提。

　　王怀忠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继胡长青、成克杰之后第三个被处以极刑的省部级领导干部。从王怀忠违纪违法的事实不难看出，他是一个被监督者逃避监督、拒绝监督的极端典型。从一定意义上说，王怀忠就是从拒绝监督开始，迈上了走向灭亡的不归路。

狂妄自大试图一手遮天

　　王怀忠父母早亡；是乡亲们把他拉扯大，是党的教育和培养使他从一个生产队的记工员一步步成长起来。从1993年起，王怀忠历任安徽省阜阳地委副书记、行署专员，阜阳地委书记，阜阳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1999年10月任安徽省副省长。作为党的高级领导干部。他理应为官清廉、奋发敬业，以报答养育他的父老乡亲和培养他的党组织。然而，他却反其道而行，把"宁愿我负天下人，不让天下人负我"的极端个人主义名言作为自己的座右铭。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蜕变，造就了王怀忠野心勃勃、唯我独尊和刚愎自用的狂妄心态，进而导致其人格的严重扭曲。特别是当他在阜阳大权独揽之后，个人私欲也急剧膨胀，更加有恃无恐、为所欲为。他忘记了自己作为党组织的一员、人民的公仆身份，把自己看做不可一世的枭雄、千万人之上的封建君主，可以一手遮天、乱纪无纲。他曾吹.quot;阜阳是我王家的天下"，按阜阳1300万人口计算，他就是"世界第58位总统"。他把有人为讨好他而送他的"颖(阜阳)亳两州一圣王"的对联视为珍品收藏。其实，在被查出之前，王怀忠一直是群众密集举报的对象，但这并没有引起王怀忠的任何?警醒和收敛。他利用手中的权力，使用各种手段，对反映自己和阜阳其他贪官受贿问题的举报加以压制和阻挠。当他得知群众称其.quot;王坏种"、而称自己的亲信王汉卿(原阜阳市委常委、宣传部长)为"王汉奸"以后，居然在一次大会上当众对王汉卿说：老百姓叫你'王汉奸'那是敌我矛盾，叫我'王坏种'是人民内部矛盾。"他甚至多次在一些会议上叫嚣"感谢纪委，查我一次，提拔我一次，查我十八次，提拔我十八次"，公然挑衅和亵渎党组织的监督工作。

长官意志扭曲选拔机制

　　王怀忠表面上谦和、仗义，但骨子里却霸道专横、阴险狡诈，肆意践踏党内民主。王怀忠担任阜阳市委书记期间，在市委常委班子内部，一切大事都由他个人说了算。他采取又拉又打、软硬兼施的手段，笼络亲信，编制关系网，把正常的不同意见视为"杂音"，冷落、孤立、打击敢于坚持正确意见的同志，甚至对班子中的其他成员使用暗中盯梢的办法加以监视和控制。许多与他共过事的人评价王怀忠"老谋深算，善于搬弄权术，玩弄手腕，是一个十足的政治流氓"。他经常把分管组织工作的副书记和组织部长找来，当场口授干部任职名单，并安排作为组织部的意见提交书记办公会。1998年12月，王怀忠一次就提出了75名干部的职务安排意见，让组织部长将此作为组织部的意见向书记办公会汇报。对于有不同意见或考察中明显不合格的干部，王怀忠仍强行安排。如1998年7月，王怀忠不顾他人反对意见，强行将口碑极差、后落入法网的原蒙城县委书记王保民、阜阳市公安局长付洪杰作为副市长人选上报省委组织部。二人在选举中落选后，王怀忠仍不罢休，又安排第二次选举，终使二人成为阜阳市副市长。当时的阜阳，有能力、说真话的人受排挤，拍马逢迎、满嘴假话大话的庸碌无为的人被重用，党员干部普遍缺乏信心，甚至发出"阜阳没有共产党"的感慨。在王怀忠的家长制作风影响下，阜阳市及不少区县和部门主要领导独断专行的现象十分突出，形成"一把手天下"的极不正常的"小气候"。在王怀忠事发前后，阜阳市原市长李和中、肖作新，原副市长王保民、付洪杰，原市委常委、宣传部长王汉卿，原市委常委、组织部长韩希鹏，原市人大副主任孙孔文，亳州市原副市长孙克杰、李兴民等均因滥用职权，收受巨额贿赂，受到党纪国法的制裁。

以权代法索取巨额贿赂

　　王怀忠经常违反法律和规定，不经集体决策，越过分管领导和职能部门，直接插手千预出让事务。他长时间将阜阳城区一些黄金地段土地的出让决定权垄断在自己手中，拒绝实行招标拍卖，采取随意决定出让土地位置和用途、低价出让国有土地、擅自减免土地出让金和城市建设配套费等手段，为不法开发商谋取巨额利益，自己从中收受贿赂。如，不法开发商丁佩琦看中了地处黄金地段的阜阳少年宫的土地。王怀忠收取丁的巨额贿赂后，不顾市委常委会议的多次反对，擅自决定将少年宫土地交给丁佩琦开发，并授意丁佩琦宴请有关单位领导吃饭，还亲自到场敬酒。之后，丁佩琦杜撰了"会议纪要"，称少年宫开发问题已由王怀忠在某酒店主持召开协调会进行了研究，决定在土地出上金收取、城市建设配套费减免等方面给予优惠。王怀忠竟然签批了此"纪要"并以阜阳市委、市政府的名义下发，要求有关部门认真执行。由于王怀忠擅自减免土地出让金和低价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造成国有资产流失高达13676．04万元。王怀忠热衷于傍"大款"，把人民赋予的权力变成为"大款"服务的工具，从中收取丰厚"回报"。在检察机关指控王怀忠的7笔受贿事实中，行贿人都是个体私营老板。他在一些接触中接受大款们的钱财吃喝玩乐。尤为恶劣的是，2001年11月，王怀忠为了"摆平"自己被调查之事，竟向私营企业主一次索取200万元，其中120万元被冒充中央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骗子骗去。

虚假政绩造成后患无穷

　　好大喜功、弄虚作假、虚报浮夸、欺上瞒下是王怀忠的惯用伎俩。他以工作出"政绩"为招牌，不惜一切捞取个人政治资本。他经常讲："数字报大一点无关紧要，又不交税，数字能鼓舞干劲"，"只要你能搞出政绩，就算你能，能上。但关键不是让百姓看到政绩，要让领导看到政绩"。他利用评比手段，以轿车、现金、提高工资、出国考察甚至提高干部级别等作为奖励条件，重奖那些所谓完成任务好、实为虚报浮夸的人；而对实事求是、无法完成指标的人横加指责，有时居然在会场上责令这样的基层干部站着开会。1995年，阜阳地区在制定"九五"规划时，王怀忠对市计委提出的GDP增长13％的目标十分不满，认为这个数字"太低"、"不符合政治需要"。在他的直接干预和主持下，增长目标一直上调到22％，他才勉强同意。而到2001年阜阳市政府工作报告中确认，实际执行情况年均增长仅为4％。为了达到不切实际的"目标"，王怀忠逐级分解指标、层层加码，造成阜阳一些基层领导干部浮夸成风。各级政府采取财税"空转"的办法凑数，有的还虚构纳税人，在蒙城县甚至出现了秦始皇、叶利钦、克林顿等中外名人交税的闹剧。在王怀忠一系列极其荒诞的"政绩工程"中，民怨最大的是"阜阳机场"。王怀忠提出将阜阳建成"淮北大都市"的设想，与之相匹配的.quot;大机场"计划，而以当地的财力和经济发展需要来看，根本无法也没必要建设这样一个大机场。结果，用3年时间、花费3．9亿元建成的机场由于客源严重不足，在勉强营运了1年后被迫关闭。王怀忠不择手段地弄虚作假、劳民伤财，使原本经济并不发达的阜阳雪上加霜，背上了沉重的包袱。有资料显示，阜阳的"数字经济"导致全市各县(市、区)、乡镇债台高筑。1995年至1999年的五年间，阜阳市财政债务总计折合人民币11．1亿元，至2002年尚有债务余额7．8亿元。截止1999年底，阜阳市各县(市、区)财政累计欠发工资近4亿元。有人分析，王怀忠在阜阳搞的几大"形象工程"至少透支了阜阳未来10年的财力!

藐视法纪走上毁灭之路

　　如果说，拒绝监督约束是主怀忠走向腐败的重要起因，那么对党纪国法的藐视则加速了王怀忠的自弃、自毁、自绝。王怀忠自作聪明，对其后路作了所谓的三种设想：一是被开除党籍、不被判刑，可以凭借一些社会关系做生意赚钱；二是被判处几年有期徒刑，弄个保外就医也就出来了；三是被判无期徒刑，最坏的结果是被判死缓，将来再减刑。在这种侥幸心理的支配下，他错误估计形势，低估了党纪国法的威力。在听到上级机关核查其问题的风声后，王怀忠以狡诈恶劣的态度和手段做了大量防查工作：转移赃款赃物；与涉案人员订立攻守同盟；给涉案人员通风报信；煽动被审查对象的家属到调查组闹事；安排人搜集调查组的材料，准备捏造事实告黑状；与妻子办理假离婚，并串通对付法律："现在中央抓源头，抓源头就是抓行贿，没有行贿的，哪有受贿的.行贿比受贿还严重"，"中纪委可能找你们，你们啥都不要讲，讲得越多对你们越不利。共产党的政策你们还不明白吗.坦白从严，抗拒从宽"。他始终把组织上对他的挽救当作是与他"过招"，横下一条心，使尽全身解数，誓与党纪国法对抗到底，誓与党组织和司法机关较量到底。在长达一年半的审查中，他对抗调查、拒不悔过，耍尽奸诈之术进行百般抵赖。直到调查事实材料与其见面时他仍翻供，声称自己是"没有受贿，没有情人，没有存款和有价证券"的"三无产品"，并扬言"我就是要把'三无产品'卖到底"。这种错误的态度和心理，使他一次次地丧失了接受党组织帮助、教育和挽救的机会。正所谓"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无视法纪、拒绝监督的恶行必将受到严惩。王怀忠?与党纪国法的顽劣对抗，最终使他坠入罪恶的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