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早期所在地的变迁

中共中央早期所在地的变迁

在我党的早期历史上，出于安全考虑，中央机关设于上海的时间居多。但在这期间，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和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中央所在地也相应地发生过多次变动：

1.迁北京。中共一大、二大之际，中央所在地一直是上海。不久以后，由于当时以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在工作运动问题上倾向于执行原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的“联吴战略”（即团结吴佩孚，以便在中国北方以京汉铁路为中心开展工作运动），为了更好地领导北方的工人运动，于1923年京汉铁路工作“二七”大罢工前夕将中央机关迁到北京。

2.迁广州。“二七”惨案发生造成“联吴战略”失败，北方工人运动随之转入低潮。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和中共西湖会议的精神，党中央开始倾向于执行共产国际新代表马林的“联孙战略”（即团结孙中山，联合国民党，以便在中国的南方开展工人运动）。与之相适应，中央机关也按共产国际总部的指令迁至广州，并在那里召开了中共三大，最终作出了与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决策。据查，当年由马林从莫斯科带回的《共产国际总部给中共中央的指示信》中，曾十分明确地指出：“根据共产国际主席团7月18日（1922年）决定，中共中央委员会在接到这一通知后，必须立即把地址迁移到广州。”但实际搬迁时间当在1923年。“二七”惨案发生之后。蔡和森同志的有关回忆可以证明这一点。他说：“......以至'二七'后，中央移广东，广东同志始觉他们之错误。”至于共产国际何以要命令我党中央南迁广州，究其原因，显然是马林向共产国际总部出的主意。因为就在1922年7月11日马林《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中，曾有这样一段话：“我建议我们的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迁到广州，至少在那儿可公开地进行工作。”

3.回上海。1924年底至1925年初，工人运动复兴。为了迎接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党中央一度又迁回上海。不久，在那里召开了中共“四大”，并领导了五卅运动。

4.迁汉口。1927年春，随着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为了适应革命形势向华中地区发展的需要，中央机关迁至汉口。对此，原苏联专家维什尼亚科娃.阿基莫娃在回忆录中曾有记载：“中共'五大'前不久，中央委员会迁来汉口，维经斯基随之也来了这里。

5.回上海。大革命失败以后，革命形势急转直下。中共中央总部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只得返回上海。